诗家的思考——《常识》

梁文道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和“乱世出英雄”有异曲同工之妙：江山多事，为诗家提供了丰富的问题、资源去思考、爬梳、提炼、总结。这本书由时事政评集结 而成，但并未如他预言的：时过境迁，因为欠缺背景的铺排而变得不知所云，概因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依然历历在目，恍若昨日，有些乱象甚至反复上演。

能在两种文化体系中进入，跳出，交互省视两地诸种现象，是道长之福。谁说身份不重要呢？他因港人的身份而拥有相对内地同行更优渥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 多元的信息来源，所以才能直言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才能更尖锐得为我们指认看似浅白自然的常识中的谬误与不足。他说这是个常识稀缺的年代，换言之， 这个时代缺少的是能独立思考的智者。身份，能使我们言谈举止似投鼠忌器；但它不能也不该扼杀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能言但仍可以想，不能为天下先至少也不该人 云亦云。当然，独立思考，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意味着大量的阅读，学习，练习，积累，也意味着得不断与无知，狭隘，懒惰，懈怠，情绪及本能做斗争，不能偏听 偏信，不能被情绪驾驭，不能轻信被呈现的事实，得细心辨析思维方式的谬误，努力还原被截取扭曲的事实，逐渐接近隐藏的真相。

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聚焦国内之乱象，因为少了束缚，有点看头；下编则放眼中东与美国，因为是国际事务，国内报章杂志与之相比，半斤八两(原因还可参考下编道长自己的引言）。一如以往，为了不雁过无痕，我试着鹦鹉学舌地记两三笔：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 颠倒地肯定自我，过份的敏感反应，自我贬损的冲动，是百年国耻下隐藏的怨恨心理的产物，它正扭曲着中国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
•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漠然，其实是不敢与真相和解、回避伤口的体现。
• 动辄将问题上升到爱国之争，是简化问题，丧失自己思考判断能力的结果。
• 热衷紧盯他国传媒，不敢监察自家媒体，是怯懦，是犬儒。
• 民族主义的另一表现则是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极度简化思考方式与想象力，容易将个别的东西和部分人的意见上纲上线成国家或民族的代表。

道长的建议：

• 国退民进，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但是，政府的角色需要准确定位，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不能退得太急太快，甚至完全缺席。
• 对待人才流出，应该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换掉种族主义的思考，致力于创造优秀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吸引各种族人才。
• 既不犬儒，也不激愤。反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是为了中国民众更民主理想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敌手而起，因为胜过敌手而终止。
• 要多元：明白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 要宽容：
• 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同样的，我们也该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 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
• 不能只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到了国际场合，也要关心弱势群体，第三世界。
• 以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应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恐慌心态，消除偏见，缓和对立。
• 不能硬性经营国家，政府形象，不能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不能为了所谓的“正面”效应而任意形塑舆论环境的生态。
• 不能只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
• 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要制度化，而不能靠极少数深具人格魅力的个人。
• 对官员，不奢言空泛的道德，要贯彻权力制衡，要制定职业伦理道德准则。
• 学界要独立，学术文化要相对独立，学者的发言研究应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

“平 凡之恶”(evil of banality)：巨大的邪恶是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的。平凡人之所以会加入邪恶，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 乖乖听话的“好人”。心理学史上，已经有很著名的"Asch's conformity test"、“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s" 等对此做过深刻细致的探究。可见，要做群体中的异见者，要做devil's advocate，是多么不易；而对一个群体而言，想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又是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