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老书，十年后再读，添加了一点自己的人生体验，感触良多。
惊心动魄的文字，犀利的考问，独立的思想，洋溢的激情，让我羞惭自己多年以来的麻木无知软弱和逃避。不由要问：少年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今何在？更遑论少年时的血气方刚与慷慨激昂就这样折腰于现实，沉默地凋零。
且来看看摩罗，一个来自民间的思想者，是发出怎样振聋发聩的啼血呐喊的：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通过赫尔岑少年时梦想孕育的一个故事，阐述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俄国精神领袖之所以能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巨人，其力量和勇气是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而在中国，秋瑾、徐锡麟、李九莲和顾准的例子，只是佐证了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都潜伏着杀机，中国社会因为缺乏人文素质和人道倾向，优秀人物因为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身陷被仇恨被恐惧的绝境，而无法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
“良知的弹性“，通过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说明，制度固然冷酷僵硬，压迫固然可怕，倘若制度的执行者还有一丝良知，还愿压制人性邪恶的一面，稍许变通以提供他人一丝弹性，维护做人的一点点尊严，求得片刻喘息和些微慰藉，则国家民族有救。可惜，通过比较，摩罗沉痛得指出：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它的心灵，比制度更阴暗残暴更下流，而且拒绝忏悔与洗濯，让人无法面对。
“人身支配权”则告诉我“历史虽然常常有能力否定一些丑恶的东西，可是却没有能力阻止这些东西换一种面貌重新出现。”
“牺牲人民的革命逻辑”则揭示了所谓革命的真正面貌：革命经过革命家的奇怪逻辑转换，凌驾于一切之上，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名义，吸取着人民的血肉和自由。看完这篇短文，你还会觉得革命是光荣神圣的吗？
“知识分子的覆没”先从古代士人的精神结构说起，剖析了先秦时代的诸家学说虽然号称是百家争鸣，可各学说的核心却都是重势轻道依势论道的结构。孔孟道法，无不是以君王为本位，心系朝廷的种种处世之学，教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为自己求显达；而不是真正的为人之学，也因此忽略生命本体的存在，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寻。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是最缺乏文化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公正的维持者，精神价值的守护者，而不应该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附庸。可恨的是，中国的这一群体却惯于拒绝道义之思谋，逃避道德之恐惧，也因此无法在层出不穷的灾难后，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丰碑。
让我吃惊的是摩罗对胡风、废名的解剖，那种急于被纳入体制，成为国家工具的欲望和追求，让人在同情他们生存环境过于严苛，景仰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得不辨证看待他们所谓的对学术真理人生意义的追求。由是联想到如今的经济大潮中所谓知识分子的嘴脸，和喧嚣在报章媒体的各种论争辩驳，让我很庆幸自己还远远不够格被称为知识分子。
“记忆罪恶”要求我们回忆历史，回忆那些沉重的故事。因为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会遗忘一些会记取一些，而正是这种潜意识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的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理想。回忆，是为了忏悔；忏悔，是为了不再重复罪恶。而如今所谓的太平盛世，在功利之心和尘俗之念得到极大张扬的时候，在以金钱多寡论英雄排地位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去探寻曾经的动乱，反思曾经的罪恶，尊崇精神领域的英雄？
以上绝大部分出自摩罗原话，我只是消化整理了一下而已。在“奶粉门”事件全面爆发于神州大陆之际，我读完了此书的第一辑“良知的弹性”。 面对书里书外中国人的下流无耻怯懦丑陋，面对“为刀俎”的无良厂家的辩词道歉，面对产品代言人的“销声匿迹”狡言诡辩，面对“为鱼肉”的广大消费者的群情汹涌，面对全民崩溃的信任体系，面对世界各地的禁令和召回令，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否该好好咀嚼一下愤懑耻辱，不要忙于指责他人，而是从反思自己开始呢？
惊心动魄的文字，犀利的考问，独立的思想，洋溢的激情，让我羞惭自己多年以来的麻木无知软弱和逃避。不由要问：少年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今何在？更遑论少年时的血气方刚与慷慨激昂就这样折腰于现实，沉默地凋零。
且来看看摩罗，一个来自民间的思想者，是发出怎样振聋发聩的啼血呐喊的：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通过赫尔岑少年时梦想孕育的一个故事，阐述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俄国精神领袖之所以能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巨人，其力量和勇气是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而在中国，秋瑾、徐锡麟、李九莲和顾准的例子，只是佐证了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都潜伏着杀机，中国社会因为缺乏人文素质和人道倾向，优秀人物因为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身陷被仇恨被恐惧的绝境，而无法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
“良知的弹性“，通过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说明，制度固然冷酷僵硬，压迫固然可怕，倘若制度的执行者还有一丝良知，还愿压制人性邪恶的一面，稍许变通以提供他人一丝弹性，维护做人的一点点尊严，求得片刻喘息和些微慰藉，则国家民族有救。可惜，通过比较，摩罗沉痛得指出：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它的心灵，比制度更阴暗残暴更下流，而且拒绝忏悔与洗濯，让人无法面对。
“人身支配权”则告诉我“历史虽然常常有能力否定一些丑恶的东西，可是却没有能力阻止这些东西换一种面貌重新出现。”
“牺牲人民的革命逻辑”则揭示了所谓革命的真正面貌：革命经过革命家的奇怪逻辑转换，凌驾于一切之上，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名义，吸取着人民的血肉和自由。看完这篇短文，你还会觉得革命是光荣神圣的吗？
“知识分子的覆没”先从古代士人的精神结构说起，剖析了先秦时代的诸家学说虽然号称是百家争鸣，可各学说的核心却都是重势轻道依势论道的结构。孔孟道法，无不是以君王为本位，心系朝廷的种种处世之学，教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为自己求显达；而不是真正的为人之学，也因此忽略生命本体的存在，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寻。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是最缺乏文化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的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公正的维持者，精神价值的守护者，而不应该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附庸。可恨的是，中国的这一群体却惯于拒绝道义之思谋，逃避道德之恐惧，也因此无法在层出不穷的灾难后，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丰碑。
让我吃惊的是摩罗对胡风、废名的解剖，那种急于被纳入体制，成为国家工具的欲望和追求，让人在同情他们生存环境过于严苛，景仰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得不辨证看待他们所谓的对学术真理人生意义的追求。由是联想到如今的经济大潮中所谓知识分子的嘴脸，和喧嚣在报章媒体的各种论争辩驳，让我很庆幸自己还远远不够格被称为知识分子。
“记忆罪恶”要求我们回忆历史，回忆那些沉重的故事。因为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会遗忘一些会记取一些，而正是这种潜意识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的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理想。回忆，是为了忏悔；忏悔，是为了不再重复罪恶。而如今所谓的太平盛世，在功利之心和尘俗之念得到极大张扬的时候，在以金钱多寡论英雄排地位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去探寻曾经的动乱，反思曾经的罪恶，尊崇精神领域的英雄？
以上绝大部分出自摩罗原话，我只是消化整理了一下而已。在“奶粉门”事件全面爆发于神州大陆之际，我读完了此书的第一辑“良知的弹性”。 面对书里书外中国人的下流无耻怯懦丑陋，面对“为刀俎”的无良厂家的辩词道歉，面对产品代言人的“销声匿迹”狡言诡辩，面对“为鱼肉”的广大消费者的群情汹涌，面对全民崩溃的信任体系，面对世界各地的禁令和召回令，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否该好好咀嚼一下愤懑耻辱，不要忙于指责他人，而是从反思自己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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